关于赴加拿大参加

　　原住民保护和发展替代研究中心2015年年会的情况报告

　　社会学研究所 张倩

　　应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人类学系原住民保护和发展替代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digenous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CICADA）邀请，2015年11月23日至28日，社会学研究所农村与产业社会学研究室王晓毅、张浩、张倩和荀丽丽赴加拿大参加了原住民保护和发展替代研究中心2015年年会，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背景 

　　原住民保护和发展替代研究中心关注原住民集体生活的概念和实际潜力，从而促成创新型的保护生态完整性的环境保护和替代发展的模式产生。这次年会将国际上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60多个科研合作伙伴汇聚在一起，研究分布在美洲、东非、亚洲和大洋洲的三十多个原住民社区和组织。该中心连接了多个涉及全球不同原住民保护和发展的研究和行动项目，包括原住民对环境和发展替代的管理项目（Indigenous Stewardship of the Environment and Alternative Development, INSTEAD），保护的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Canopy of Conservation, I-CAN），北极之家（Arctic Domus），人类世经济学（Economics for the Anthropocene, E4A），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与可持续发展（Biodiversity, Ecosystem Services and Sustainability），还有其它很多小的项目。社会学研究所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北方草原牧民的生态保护和生计发展问题，还有气候变化对于中国北方草原管理和畜牧业的影响。这次会议是我们社科院学者就亚洲与世界其它地区经验交流的难得机会，也是亚洲学者参与中心活动的起点。

　　二、会议介绍

　　这次会议的参会者超过百人，包括研究机构的学者和不同非政府组织的行动者以及原住民代表。研究机构包括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纽芬兰纪念大学、蒙特利尔大学、拉瓦尔大学、康考迪亚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渥太华大学，英国阿伯丁大学、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挪威奥斯陆大学、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大学，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州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非政府组织包括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坦桑尼亚自然资源论坛（TNRF）、肯尼亚Mainyoito牧民综合发展组织（MPIDO）、肯尼亚影响力组织（IMPACT），还有一些拉丁美洲的非政府组织。参加会议的原住民也非常多样，包括北美印弟安人的克里族（Cree）、魁北克省中部的原住民阿提卡梅克族（Atikamekw）和马什推阿什族（Mashteuiatsh）、温哥华岛的萨里希族（Salish）、奇佩瓦族（Chippewa）、英属哥伦比亚的吉特克萨拉族（Gitxaala）等等。克里族政府也派相关官员参加了会议。

　　大会分为六个主题，包括（1）土地制度和领土权利，（2）生活项目、生计和美好生活，（3）保护治理，（4）资源开发的政治学，（5）合作和学习的方法，（6）社区制图、录像和照片解释。此外，在会议开幕的第一天晚上安排Stan Stevens教授做了一个题为“反思保护地：原住民和支持研究、倡导和行动的机会”的主题发言。第二天晚上安排了一个原住民水资源保护的专题，来自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致力于保护自然河流的学者和行动者介绍了他们的项目。会议针对原住民所面临的生计和发展的现实，提出和梳理问题，并就如何理解、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1）土地制度和领土权利

　　这一部分涉及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历史问题，北美很多原住民被驱逐出他们的居住地，原有的狩猎、采集和捕鱼的生计方式也受到很大限制。1970年代开始，这些原住民提出要回土地权利的要求。例如魁北克省中部的原住民阿提卡梅克族（Atikamekw）和马什推阿什族（Mashteuiatsh），1976年国家承认这些原住民的领土权利，但在地区层面，如何让这些土地权利得以贯彻，保证原住民有足够的狩猎区域，并且让其生态知识和文化能够传承下去，还都是尚未解决的问题。马什推阿什族今年12月将与当地政府签订条约项目，对他们的权利进行界定，包括文化和领土权利等。可以看到，原住民的权利认定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当地行动组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其次是土地政策发展问题。来自肯尼亚的代表介绍了肯尼亚土地改革历程，如何让社区土地在政策话语中占有一席之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肯尼亚从1900年至1960年一直是英国殖民地，独立后的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私有化，土地的投机买卖和土地腐败严重，从而引发了诸多冲突。自2000年起，肯尼亚成立国家委员会开始进行土地改革，2003年成立土地管理委员会，代表中央和地方政府管理全国的公用土地，并研究制定新的土地政策。2009年，国家土地政策中正式承认社区土地，认为社区土地对于保护土地和环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政策转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至少社区土地可以与私人土地一样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那么社区如何看待和管理自己的土地，如何与资源开发者谈判，都有了法律根据。2015年，又有政策提出社区土地由社区自己来管理。总之，肯尼亚的土地改革仍在进行中，在承认社区土地之后，如何制定具体的多层级的管理细则，让我们拭目以待。

　　第三是保护地占用原住民土地的问题。保护地是通过法律及其它有效方式用以保护和维护生物多样性、自然文化及文化资源的土地或海洋（IUCN）。保护地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绝对保护，即将保护地的原住民迁出，保护地内不准有人类活动；第二阶段是综合保护和发展计划，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计划（Man and Biosphere Reserve, MAB），通过反思绝对保护对原住民利益的损害，考虑如何同时顾及自然资源保护与原住民的发展；第三阶段是将保护与社区利益直接挂钩，只有社区受益，才能实现保护，实现用社区精神来保护土地。虽然保护地的理念不断发展，但很多地区仍存在打着保护旗号占用土地，迁出原住民的现象，被称作绿色土地攫取（green grabbing），例如非洲一些国家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强行将野生动物保护地和放牧地分开，出现很多围封悲剧（tragedy of enclosure）导致土地退化。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一些基于草根的行动项目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就引出了大会的下一个讨论题目。

　　（2）生活项目、生计和美好生活

　　在一些东非国家，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放牧地的移动性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为了发展狩猎和旅游产业，当地牧民做出了很大牺牲，他们为生态保护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功能是许多国际保护组织都不可能实现的，但其利益却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地的行动组织帮助牧民申请一些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生产性项目，在与当地人展开反复的讨论之后，选择了最好的发展策略，如养牛和制作旅游纪念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当地人提高收入，加强了社区的凝聚力。

　　（3）保护治理

　　基于多年的人类学研究，麦吉尔大学的Galaty教授总结了东非牧区面临的诸多问题：土地丢失和破碎化、移动性减少、定居和牧业生计消失、增加的放牧地和土地争夺的竞争、教育和多样性生计、城市移民、文化变化（包括宗教保护和传统宗教）、文化和语言的衰落、牧区民间社会的发展、增加的保护压力、安全问题、对于牧区的误解和极弱的政治地位。事实上，这也是世界其它地区包括中国牧区所面临的问题。王晓毅研究员介绍了2000年以后草原严重退化，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帮助恢复生态和改变牧区生产方式，但由于牧区特殊的社会生态系统特点，诸多措施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进一步导致草原破碎化和牧区脆弱性的增加。

　　　　图一：中心王晓毅研究员授在会上作报告 

　　（4）资源开发的政治学

　　原住民还在争取土地权利并逐渐得到认可之时，矿产资源开发又开始侵入到这些地区，给原住民的生计和环境带来更大影响。魁北克省的大鲸鱼河地区，4万公顷的面积上居住着9个克里族的社区，共19000人。1990年代，大鲸鱼项目（Great Whale Project）开始在这一地区开发石油资源，石油泄漏给当地的水资源和野生动物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基于人与生物圈保护区和Easement项目，环境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证，但是如何让原住民社区在资源开发的谈判和实践中有效发声，维护自己的权利，仍是亟待思考的问题。

　　（5）合作和学习的方法

　　多年来，麦吉尔大学与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机构合作，建立了如BESS和NEO的网络，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研究者与行动者。一些学者对如何保护和发掘利用社区生态文化遗产展开研究，例如对南美安第斯山脉地区社区的一种传统形式“阿律”（Ayllu）的研究。阿律是由几个家庭组成的互助小组，平日通过种植和交换得到食物，实现自给自足，也能教育其后代，其主要功能就是解决生存问题以及学习如何在大家庭以至社区中相处。对于关注原住民生态文化和发展的人来说，这种组织形式更像是一种对待社会和自然的思考方式，它是一种概念模型，也是一种关系模式。如果基于全球可持续性的目标来理解阿律的概念，促成人们重新从文化的维度来考虑与自然的关系，考虑原住民的权利，可能是保护原住民当地知识的根本。事实上，这种社区组织形式对于世界其它地方的一些原住民并不陌生，例如蒙古族传统的浩特就是类似形式。因此，如何把世界不同地区的原住民理解自然、适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智慧汇集起来，让人类反思问题和重新学习，是研究者当仁不让的责任。

　　（6）社区制图、录像和照片解释

　　社区制图（mapping）和录像也是科研工作者与当地人共同学习的一个很好的渠道，同时也是保护原住民权利的一种方式。例如矿业公司进入村子，其中的问题和冲突被尽量掩盖，但在社区制图的过程中，村民学会使用录像机和电脑，他们自己将其中的问题记录下来，更全面的展示了矿产开发带来的影响（可以参见网站http://www.mimundo.org）。同时，将社区的历史和现状整理记录下来，是保护的前提，这也是麦吉尔大学在原住民社区所做工作的重要环节，其中有一个项目叫做蒙特利尔生活故事项目（the Montreal life stories project），它包括四个步骤：一是将录像转化为可制图的数据；二是用经验主义方法将这些数据整理放到网上；三是询问收集访问者的建议；四是对原有数据进行修正和补充。

　　三、体会和下一步工作

　　参加这次会议收获很大，除了开始了解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诸多原住民以外，还有很多的体会。首先是原住民对于自然的态度，这次会议涉及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原住民，他们有不同的名字和语言，也有不同的生态文化和宗教信仰，具有极其丰富的多样性。但透过多样性的外衣，我们发现他们在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和保护自然方面，具有极其相似的特点，最根本的就是他们不把河流、草原、高山和海洋等看作是属于自己支配的资源，而是把自己看作是它们的一部分。“我们就是河流”，这一句印第安人在会场上的发言时时萦绕心头，这一句简单的话恰恰是生物圈物质循环的真实写照，这种循环的概念事实上已经融入了这些原住民的血液中。

　　其次是基于这种对自然态度的相似性，原住民在生态文化和风俗习惯方面，也有很多的相似性。例如南美安第斯山脉地区社区传统形式阿律和蒙古高原蒙古族的最基层的社区组织形式浩特一样，还有他们对自然的崇拜和祭祀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面对全球化的挑战，这些多样的原住民如何联合起来形成合力，保护自己的文化和自然，并且影响到所谓文明社会，是非常重要的议题。正如IPCC在上一个报告中提出的，在气候变化的压力下，非洲游牧民应对气候波动的经验，可能给其它地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无法替代的启示。

　　最后就是这些原住民所面临问题的相似性，即环境退化、保护压力、矿产开发、社区破碎化、文化衰落和城镇化等等。事实上，这些问题的产生机制都是类似的，如何正确认识原住民及其环境与文化，是我们文明社会亟待反思的问题。在发展的过程中，原住民作为弱势群体贡献了资源、牺牲了利益、丢失了自我，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和行动者已经看到他们的价值，因此，必须加强彼此间的沟通，才能相互借鉴，少走弯路，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基于以上提到的三个方面的相似性，即对自然的态度、传统文化和现实问题的相似性，全球不同地区关注原住民发展的研究者和行动者，就必须加强沟通与合作。作为本次会议唯一一个亚洲团队，在学习的同时，我们也详细介绍了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关心什么问题，从哪个角度去分析问题，以及如何影响决策。会后，麦吉尔大学John Galaty教授进一步提出了交流合作的愿望。事实上，我们中心不仅可以基于自己已有的研究发展合作，而且也可以发挥交流平台的作用，进一步促进原住民文化和发展的研究者与国外学者的交流。

　　　　图二：中心张倩副研究员在会上作报告

　　　　图三：中心荀丽丽副研究员在会上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