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9日，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王晓毅研究员与台湾国立中央大学李河清教授合办的“适应气候变化：社会科学与地方行动”在北京友谊宾馆顺利召开。这次会议是2014年亚洲季风区域集成研究计划（MAIRS）国际会议的一个分会，也是收到论文最多和参加人数最多的一个分会。分会共有12位学者发言，题目涉及内容广泛，从气候变化影响的宏观思考到气候变化适应的案例研究，从人口增长影响到社区适应，从土壤肥力变化到地方品种的贡献，从水坝修建对城乡关系影响到西南地区引水项目受惠于社区。会中热烈的提问与讨论，也引发了大家对于气候变化的社会影响和地方行动更进一步的思考。

与多数案例研究不同的是，吉首大学罗康隆教授通过调查贵州侗族糯稻品种在气候变化条件下的适应，发现气候变化不仅没有给当地品种带来负面影响，反而使这些品种在一定程度上都得到了增产。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糯稻品种是当地特有种，更重要的是，当地整套社会生产和生活结构有一系列与环境相适应的习惯和技术，能使得这些当地种在气候变化下发挥着更大的优势。正如杨庭硕教授所说，多样性是应付气候变化的重要支持。区域性的气候变化早已有之，今天虽然有加剧，但现在被不断强调的负面影响还需要更有力的证明。

正如IPCC报告所述，中纬度干旱半干旱地区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因此对于这些地区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本次分会中有4位学者的案例研究都集中在内蒙古地区。兰州大学的关晓丹博士研究了气候变化对干旱区的影响，提出干旱半干旱区对温度增高的贡献度显著。王晓毅研究员基于在兴安盟一个半农半牧的村庄的调研，发现当地居民通过在农业与牧业间转移来适应气候与环境的变化，但是，每一次转移都是对资源掠夺性的利用，他们没有公共能力去管理资源，这些被动的适应策略反而引发更大的危害。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尹燕亭博士通过对内蒙古牧区的案例研究，发现气候变化通过影响草产量继而影响着草畜平衡关系，而当地牧民似乎也有一套自己的平衡办法，来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张倩博士通过对呼伦贝尔市一个嘎查的研究，提出在气候变化影响下，贫困陷阱和精英捕获两种机制导致了牧民贫富分化加剧。

来自香港乐施会的Mohan Rakesh博士介绍了他在尼泊尔的研究：小农户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尼泊尔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在气候变化影响下，不确定性增加，带来了更多的贫困问题。为了保护生计，需要建立预警系统和备灾抗灾体系。另外，还包括移民、转移风险、粮食和牲畜保险、医疗保障和应急措施等，减少气候变化脆弱性。但这些体系也遇到一些挑战，包括资金、科研、政治意愿和群众的认可等。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Chiang Yi-Chang博士通过政府盖水库适应气候变化这一案例提出政府对气候变化的不当调试，给城乡关系带来了进一步的影响，如何利用当地知识和建议新的乡村城市关系，才是适应气候变化策略的关键问题。来自泰国的Walaiporn Laosuksri博士通过对泰国中部林业社区的研究，提出当地气候变化适应的方法。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赵慧艳教授针对气候变化对陕西三农的影响，评估了脆弱人群、区域适应气候变化的状况。陕西气候变化影响明显，沙漠化加剧，病虫害危害严重。针对这些变化，陕西省提出果业北扩西进的策略。气候变化对贫困山区的农业主导产业和农民生计都带来了重要影响，使扶贫更加困难，但一些社区适应能力也不一定很弱，自然条件和主观能动性决定了当地的适应能力。青海大学的陈占全教授对比介绍了化肥施用与秸秆回田对于土壤肥力和春小麦质量的影响。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史湘莹给大家介绍了一个行动项目：饮水思源，即保护中心帮助云南社区改善淡水供应和森林保护。这个项目最初是为了解决2009年到2010年西南大旱中当地居民的用水问题，事实上，农村引用水问题的存在加重了当地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因此，项目开始更加注重水源的建设与保护，即森林的保护。

总结来看，气候变化的社会适应，我们更需要降尺度来谈适应；同时我们应该更关注如何顺应的问题，而不是如何对抗，因为这些变化已经发生；最后对地方性的研究就是要强调多样性，因此案例研究和案例间经验的相互借鉴，才具有更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