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在中国出版以后所产生的影响多少有些超乎我的想象，围绕这本书发生了一些故事，比如我知道，这本书被送给某些地方官员，希望阅读此书能让地方官员改变一下发展思路；这本书也曾经进入某报的学术著作畅销榜。叨本书的光，作为译者，我也被邀请在一些场合宣讲这本书所表达的思想。2007年底我邀请作者访问中国的时候，他的演讲受到了热烈的追捧，乃至他开玩笑说觉得自己几乎成为明星。斯科特的学术思想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这可以从我们编辑的《斯科特与中国乡村》（王晓毅、渠敬东编，民族出版社2009）一书中看到。

我想这本书之所以在中国得到反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所批评的逻辑在许多地方正在每天发生。过去几年，我陆陆续续看了一些正式发表或发表在网络上的书评、读后感和批评，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大多数读者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仅仅阅读这本书，几乎都是一只眼在阅读这本书，而另一只眼睛在阅读他们自己的生活。阅读引起了他们的共鸣，他们可以联想到城市的扩张、无奈的拆迁、整齐划一的移民村等等，日常生活中有大量的例子在验证斯科特的理论。正像斯科特在书中所说，人们是通过透镜在观察世界，这本书也提供了一个透镜，便于人们用来观察世界。斯科特提供的用于观察现实世界的透镜是如此有效，以致有人将其称为斯科特的进路。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冷静地思考斯科特的理论，并提出批评，就变得难能可贵了。相比较对斯科特分析的高度赞扬，批评的声音是比较弱的，但是其深度并不会因为其弱而受到影响。对其批评主要集中在斯科特用一种简单化来批评另外一种简单化。在斯科特的分析中，国家都是一样简单的，而基层社会也都是一样复杂多样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总是处于冲突中。尽管这种分析模式可能很吸引人，但是不得不说这是将复杂的社会简单化了，在这里我们隐隐约约看到了一种简单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我们看到超越这种二元对立的一些研究正在出现，一些研究发现国家与社会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界限，它们之间的关系经常是相互影响的，不仅存在着对立，也存在着合作和共谋。在这样的背景下，斯科特所讨论的如何避免项目失败的建议就显得很不够了。

我想这本书对于中国读者的贡献在于它犀利的批评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使读者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什么是人民的福祉，如何才能真正改善人类的状况。值得高兴的是，在许多已有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已经可以看到，我们的许多学者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比如在关于生态移民的许多研究中可以看到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

社科文献出版社差不多一年前就计划出版中文版的第二版，并希望我借此机会修正一下原有译文中的错误，这也是我所希望的，但是遗憾地是，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比如原来两个没有出处的中文引文，前面一篇来自老子《道德经》，后面一个来自孔子。我写信询问作者本人，作者遗憾地告诉我，他也没有办法帮助我。最后幸运地是我查到了老子引文的出处。其中有关“舆”的英文译文来自早年的翻译，现在中文《道德经》经过校订，这句话被改为别的意思了（比较早的版本是“故致数舆无舆”，经过校订的版本已经改为“故致舆无舆”，前者将舆理解为车，而后者将舆理解为荣誉）。但是引自孔子的话至今没有找到原文出处，尽管这句话在许多西方的农业专家中被广泛引用。

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一直是斯科特所关注的，2007年他在北京发表了有关“文明缘何不能上山”的演讲，也就是在那次演讲中，他展现了其有关东南亚高地的国家与山民的关系。这一研究成果以《逃避统治的艺术》(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为名在2009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部书中，作者更多地关注了山民如何逃避国家的统治。底层人民的主动性被作者所展现出来。在西方学术界，这部著作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相信这部著作以中文出版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在中文第二版出版之际，作为本书的翻译，我要重复第一版出版后记中的感谢，感谢作者斯科特，以及我们共同的朋友，威斯康星大学的弗里德曼教授，霍普金斯大学的蔡心怡教授，感谢社科文献的出版社黄燕生和张敏，特别是钟敏编辑，无论在本书的出版和再版中，钟敏编辑都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此外我还要感谢祝得彬、曹义恒和兰珊编辑在本书再版中所做的大量工作。

福特基金会的白爱莲博士是本书的积极读者，也是本书的推广者，她积极地支持了斯科特访问北京的活动和本书的修订工作，借此机会，作者要表达对白爱莲博士及福特基金会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