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压力下的草原社区》
王晓毅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关于内蒙古地区的草场环境恶化，中国社会的主流观点认为，人口和牲畜增加是原因。内蒙古草原地区据此出台了多个政策，但遇到了很多问题。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晓毅通过对内蒙古六个嘎查的实地调查，写成本书，对上述主流观点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主流观点认为人口众多是造成草场退化的原因，进而要把人转移出草原。但根据作者的调查，现在并不是草原地区人口最多的时候。简单地将草原退化归结为人口压力，把人迁移出草原，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一些地区的牧民搬迁了，但他们仍得依靠牧区的资源，甚至消耗得更多。有些地方将最希望保护草原的牧民迁了出去，而腾出的空间转给了资本和外来的流动人口，并没有减轻对草场的使用。结果草原进一步缩小，受到更大破坏。

还有许多人把草场退化的原因归结于牲畜数量过多，这导致了休牧禁牧政策的出台。

然而作者的调查表明，严格执行休牧禁牧的政策是不可能的。依靠秸秆和购买的饲料将牲畜圈养，只能更多地榨取了自然资源和资金（费草、费水、费药、费工、费油），牧民肯定赔钱。

况且草原上的食草牲畜又不可能完全圈养，特别是春季。这个季节是牲畜最希望早点吃到青草的时候，所以夜牧、偷牧就成为必然。

牧民偷牧使政府开始与牧民玩“猫与老鼠”的游戏，罚款成了基层管理部门不成文的常规收入。

因此休牧禁牧只是增加了放牧的成本，充实了基层管理人员的腰包，并没有减少放牧时间。

草原土地承包后，牧民大面积开垦荒地，牧业向农业转型。刚开始，畜牧业的发展受益于开荒种地获得的资金和秸秆。但获取利益的代价是大面积草场被破坏，山坡地水土流失等。

当牧民不能再无偿开垦大面积荒地，加上化肥、农药、机具、医疗、教育费用增加，其生计的可持续就面临困难了。

作者提到，有两个嘎查（村庄）一度认为开发水浇地是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的有效手段，政府大力支持畜种改良，甚至养猪盛行。但是这需要更多的草料，需向农业靠拢。

将依靠雨水的畜牧业变为依靠地下水的农业。暂时的利益带来了自然环境的负担和水资源的浪费，不再可持续。

作者讨论的这些问题，其背景是近年来内蒙古草原的两个重要变化：一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与全国保持一致，内蒙古实行了草场承包到户制度，彻底告别了千年来的游牧；二是为扭转草原退化趋势，内蒙古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围封禁牧，转移人口，牧区向农业、工业、城市化过渡等。

这些变化不仅没有让环境状况好转，牧民的生计还受到影响，民族文化也开始衰落。

草场土地承包到户之前，内蒙古草原并未发生大规模的干旱和其它重大灾害。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草场仍保持完好。

草场退化正好发生在草场包产到户之后，这种巧合说明，草场承包到户是游牧停止、环境恶化的关键因素。

近年来，由于迅速城市化、工业化、禁牧圈养，内蒙古已经超过黑龙江成为开荒面积第一大的省份。

环境的恶化向深层的土壤、河流、湖泊、地下水发展。围荒多年的草原由于失去了牲畜的踩踏、牧草出现莠化、物种减少、生产力下降，造成更严重的资源环境破坏。

上世纪草原牧民的生活普遍好于农民和城市居民。草场承包后，由于政府鼓励养畜，畜产品涨价，牧民普遍迅速富了起来。

但好景不长。草场退化后，政府实施了一系列限制养畜的政策，各种费用支出增加，牧民很快花光了积蓄，逐渐步入全面贫困化和两极分化，进而引起了牧民和政府的矛盾，影响到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民族和睦。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也没让这种民族关系动摇过。

不能说政府不关心草原。草原退化让政府下拨了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的投资，也费尽心思整治，但其有效部分却用在了远离固有的游牧文化和牧民，向固定的、小农的、脱离现实的集约化方面，所以没能得到预期的回报。

作者书中列举的大量事实表明，不能违背草原时空多变的环境特点，不能背离传承了几千年、目前还行之有效的游牧方式，必须依靠当地牧民，听取基层干部和有实践 经验的科学家的意见。不能照搬内地农村和国外的经验（有些经验已被证明是失败的）。不能依靠简单命令式、一刀切的武断做法和警察强制执行。不能明知有错还 不承认，还要变一种做法，如用公益林代替围封禁牧，沿着错误的路线一直走下去。

草原是由牧民、政府、牧草、牲畜、野生动植物及各种环境形成的统一体，它们结合成不可分割的网络系统。不能硬性改变、惩罚或开除某个“成员”，如退牧还草和围封转移，而只能协调他们的关系。

本书用事实说明草原的变化，值得一读。尤其是关心草原的人们，特别是有关领导干部。


刘书润，草原生态学家，曾在内蒙古生活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