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部资源的多重价值与面临的变化

对不少人说来，西部地区的魅力和引人关注之处似乎是与“落后性与原始性”相联系的：大量尚未开发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大片荒野与人迹罕至的自然界；奇异而多样的自然景观和民族文化形态，较多的贫困，其中包括国内最为贫困的地区┉。这些特点，吸引着投资者、旅游者、环境保护者、扶贫志愿者、文化人类学者┉。不过，这些兴趣多是出于外部人的视角，特别是从东部发达地区看到的西部价值。也许，这与外国人来到我们中国时的想法有一点相似？假如我是一直在西部地区生活的人，肯定会有与此不同的感觉┉。

视角决定观感。对于中国西部发展，我们能不能提供一个包含多种视角的研究呢？既然有价值的自然资源是西部地区许多重要活动的源头，我们就以它作为研究的线索，以便凸显西部地区问题的特点和了解人们不同观点的由来。

三种价值

大致地说，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有三种不同价值。它们是：经济增值的价值，对于全国的“公共价值”，支撑该地区的人民生存的价值。每种价值都对应着人们利用或维护它的方式以及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其中包括与其直接的或强烈相关的利益群体）。

自然资源潜含的经济价值首先是前来的投资者眼中的价值，主要存在于西部大量尚未挖掘的矿产、能源资源，野生生物资源，未被“产品化”的风景名胜地和自然景观。这些价值是通过资源开发的方式得以实现的——即从资源转化为市场产品或是被改变了原来的使用方式（如将水流转为电能，将牧场变为煤矿）之后得以市场化。其物质条件是资本（包括技术与基础设施）。而在西部，资本往往开发的瓶颈，这是东部资本的机会,也是许多人心目中的西部大开发之要义。

“公共价值”是关注我国整个生态系统安全的人眼中的价值，这里指的是西部地区作为我国生态系统屏障的功能。世纪之交，凶猛的长江大水和沙尘暴令我们开始对西部广大的山区和草原刮目相看：它们的生态功能关乎整个国家生态系统的安全，这个价值是很难用眼下的市场价值来衡量的。此外，西部还富有世界意义的自然遗产和文化的遗产，有些已被列入联合国认定的世界遗产（例如云南的怒江-金沙江-澜沧江“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环境公共价值主要是通过国家的力量支持的方式维护的（行政、法律和生态补偿政策）。当然西部地区对全国的意义还有政治等方面，远不限于环境。

最后一类价值，即西部自然资源支撑该地区多数人自身生存的价值。它似乎是西部地区剔除了上述两种“特殊”价值之后“剩下”的价值，因而在一些场合容易被忘记。这一价值是通过该地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利用自然资源实现的。在贫困或与外界疏远的农（牧）村社区几乎是直接依赖于农田、森林、草原等而生存。但是，这个对当地人民生计提供支撑的价值，由于其实现方式被视为落后而变得十分易受侵犯：一是与那些只需要生态功能服务的内地人不同：这里人民的生计与生态系统息息相关，非常敏感，也非常脆弱。二是与外来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投资不同，这里地方性的经济系统（包括农业、畜牧业、工业）总体上商业竞争力较低，但具有较大社会容纳力——这一方水土不仅养活了一方人，而且维系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如果我们以“效率”（即利润）的视角看待一切，必然否定这一价值，那么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价值关系的两个大的变化

资源的不同价值的“同居”可能是今日西部地区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它意味着环境-信息时代、工业时代、农业时代理性的共存，现代、“前现代”、甚至“后现代”问题的重叠。不同价值对应着不同的利益相关性。上世纪50年代以来西部地区一直在迅速变化中，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发展获得了市场经济的动力，21世纪的西部大开发则使之进入加速阶段。这是整个国家的市场化及其推动的工业化、城市化历史进程的结果，而它们又是处于经济全球化与环境全球化进程的大背景中。外部变化导致西部地区各种价值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是：（1）西部大规模的矿藏与能源等资源的资产化(市场化)进程产生的新增价值急剧扩大。开发自然资源是西部发展中最集中最有力的部分，资本的扩张是其主旋律。国家工程和招商引资的引入使落后地区的沉睡的资源被唤醒，引起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化。（2）另一个变化是西部生态环境升值的态势。对西部地区的巨大公共价值的认识将西部与全国紧紧连在一起。2000年西部大开发一开始就强调“以生态保护为中心”，近年我国关于“绿色GDP核算”、“跨区域生态补偿”、“主体功能区划”等方面的努力，显示了用环境价值观调整西部工作的动向。

上述两种变化都深刻改变着西部与外部、西部内部的利益关系。目前西部地区的现代化进程面临的许多挑战，都与怎样适应这个新变化有关。在怎样协调不同的价值与利益上，问题往往集中在：我们是承认上述所有的价值及其相关者的利益之合理性，还是只承认其中一个价值及其相关者的利益之合理性？

二，来自不同视角的问题

问题一：经济价值挤压环境价值——来自国家视角的担忧

西部大开发的资源开发力度历史空前，巨大的利润和对生态系统造成的压力都是空前的。与其他地区比较，西部地区经济--环境之间的冲突有一个突出特点：它在相当大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源于东部发达地区的转移，并且总是与贫困问题缠在一起。 现在无人不说“以生态环境为中心”，因为这是国家的西部开发的方针。但真实的东西表现在对上马项目的选择中。若从这个层面观察，情况不令人乐观，从转移环境问题（包括破坏性开采自然资源）这个被不少地方默认的事实背后，流行着一种对抗国家环境目标的顽强的逻辑：即这是落后地区发展阶段决定的必然性。从眼下看，在西部地区保护环境的力量远远不如片面搞资源开发的力量。“欲要取之，必先贬之”——有些人总想証明开发商看中的资源“不是真正的原生态，不值得保护”之类的扭曲逻辑。而对于完全有可能在今后一段时间后显现出来的生态灾难，他们又利用人的短期偏好和科学的不确定性予以否定或回避，拒绝遵循“慎重的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若干年后，面对西部生态系统那些难以逆转的损害，我们的后代一定会责问：今天导致这些后果的行为是否真的必要？或者这只是为了怕失去“野蛮开发的超额红利”？

问题二：资源价值的归属？——地方政府的两难

我们看到上述一些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的作法违背科学发展观的原则，而涉及环境、国土、生态系统的部门夹在块块条条掣肘之间，常难有作为。这看似是环境与发展部门间的角力，但与经济关系问题没解决好有关。例如资源大开发的收益应主要归谁？国家或某些部门的视角与地方视角有不同的倾向及其不同的逻辑：强调全国统一市场和整体效率的原则？还是历史的公平（如西部一些区域由于开放滞后和长期不平等交换积累形成的劣势问题）？西部资源东运的主要收益方应当是西部地区还是东部资本？怎样具体确定地方在国有资源上的权利？这些问题，无论从概念还是手段上看，都缺乏足够的明晰性、规范性和切实执行的力量，都存有部门化、人治化的因素。环境问题，如管理环境与资源的责任属于国家部门还是地方等，很大程度也是上述经济利益矛盾的延伸。

问题表现在地方，但反映了国家财税体制和资源管理体制的缺陷。如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迫使地方税收过度依赖GDP增长┉；由生产地或企业注册地征税的税收征管模式不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还导致“政商结合”和地方保护主义，使得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而不计代价。财政体制的缺漏在造成省级以下地方财政严重困难的同时，未能有效发挥地区间财政均等化的作用；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则又逼得地方“跑部钱进”。地方政府在提供辖区公共服务的同时，又承担着发展辖区经济的重任。由于缺乏稳定的财政收入，迫使地方不得不“自谋财路”，特别是依靠租售自然资源来开拓财源、刺激投资。《注1》。一些论者只看到地方政府之间经济竞争对增长的激励，没看到在预算管理制度不健全，资源管理制度存在漏洞的前提下，它已变成了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在国家资源的开发的收益权利、环境保护的责任、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内耗性博弈，甚至产生了一种看谁更能消耗国家公共资源的比赛。

从地方视角提出的问题是：怎样通过建立全新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这一改革已经开始）及其他改革，使拥有巨大生态价值的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从GDP枷锁中解脱出来？怎样让西部地区得以从容不迫地从资源开发中获益？

《注1》 沈可挺：“地方与中央：“投资冲动与可持续发展”，中国环境与发展评论，2007年3月，第257页。

问题三：双赢之下有无“失败者”？——来自一些普通群众的感受

在资源开发的过程中，农村社区支撑农民生存的价值也面临挑战和巨变。第一种情况是“得天独厚”——巨额利润潜藏在他们祖辈居住之地的脚下：草原下的煤矿，土壤中的金属，河流中的水能，森林中的珍惜生物，家园的美景┉。巨大市场价值使之成为投资者开发的目标地。第二种情况是：生态非常脆弱而又极端贫困，但是对下风下水的生态影响特别敏感。这类“三合一”的地方有机会成为生态补偿的对象。第三种情况是贫瘠而且平常，不具备吸引外人的魅力（不是“靓女”，不是要冲，不是典型）没有多少与外界交换的价值┉。总之，农村社区面临深刻的分化与动荡。

我们知道，许多地方的老百姓从新一轮资源开发中受益匪浅，乡镇或村庄也面貌一新。但是也应承认，在另一些地方，本地群众远未相应地受益，甚至因失去原来使用资源的方式而陷入困境。他们本是政府服务与保护的对象，但是偏偏在资源的市场化过程中，屡屡出现“两强剥夺两弱”的现象——即政府与公司联合创造出“双赢”而以农民前途和生态环境为代价。┉近些年来西部一些地方出现的“圈地”、“圈水”、“圈风景区”和污染转移（即本地居民环境容量的出让）等热潮就是例子。这些案例成功地挖掘了资源潜在的经济价值，但其可观的利润是否都归因于开发商的投资（即资金的回报率）呢？如果说这个利润中含有资源收益（资源租金）——地方政府通过向外来的开发商转让资源使用权而获取的收益——它在多大程度上是截留的农民的权益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西部地区资源对本地居民的价值（维系其生存）实际是一种权利，一种他们进入市场时本应有的并发挥作用的权利，它不应因为资源开发者的投资而被剥夺，尤其不应在市场化开始的阶段。我们近些年来扶贫事业的成功千万不要被新的造成农民困境的因素抵消。

这些从社区或相当一部分普通群众角度的感受提示我们：以调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利益关系为主线的财政体制改革思路，尽管能够缓解地方与中央的利益冲突，但是还不能解决地方政府与普通百姓之间的责权问题。

问题四：怎样保护传统文化的基础——少数民族社区？

西部大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它与内地的联系更紧密，同时西部大片生态系统被国家列入需要保护的范围，开始了一系列重大生态保护工程。生态价值的增值是西部人民的机会，但是能否实现这个机会取决于这一增值过程能否与当地社区的健康成长相结合。西部有很多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或偏远地带。从生态的角度看，正是靠“落后性”和“不开放性”，保留了这些今日倍感珍惜的自然财富：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以其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适应着（而主要不是改变着）这里脆弱多变的生态环境系统，由此形成的各种“绿色文化”传统一直为我们长期看护这些财富，直到今天┉。近年来，草原文化，山区“神山圣水”等充满生态智慧的行为方式已经引起许多东部人士的认真反思┉。因此，如果我们的环境工程忽视或轻视这些既有的社会经济特点，就可能事倍功半，甚至成为损害社区利益的因素。

例如人们发现自上而下的工程设计在对付（无论在空间还是在时间上）变化多端的草原生态系统时显得机械呆笨，甚至事与愿违。原因一是过多套用发达地区（农业地区）的做法和理念，二是为了政策自上而下贯彻的方便而宁可回避复杂性，忽视了这里的差异性、文化传统和牧民的智慧与知识。我想，这也许与我们从高层视角面俯视“边缘化的落后地区”时的一种不自觉的傲慢与偏见有关。

西部地区一些生态极端脆弱的地方开始了生态移民。这是生态补偿的一个重要手段，有的已经见到了成效：生态系统与移民生活都得到了改善，体现了西部地区生态价值的增值给西部人民带来的机会。但是也发现了一些需要慎重预防的情况：一是居民的存在并不是生态退化的罪魁祸首（如在一些牧区，是一系列政策的多年的影响而不是牧民的存在加剧了草原退化），却被迁走；二是（在确实需要减少人口的地方）把不该被迁出的原住民迁出，而他们原来赖以生存的资源由“更有能力者”取而代之；三是一旦少数民族生态移民成为“领取低保的”新市民，他们可有自立的生计？今天在西部，经济价值巨大潜力与生态价值的增值都进入了决策者的计算，但是，社区视角的价值是否得到了相应尊重？如资源中的属于社区或居民的权益、社区传统文化的存在┉《注2》。注意 判断社区视角的价值离不开社区居民自己的感受，它不能由别的视角来代替判断与计算（如某些统计数据，市场价格等）。否则社区的权益可能被剥夺，不论这种剥夺是从“带来现代化”的好心出发，还是以“保护生态”的名义。而如果环境增值是以破坏这些社区为代价，那么在这种增值的背后将隐藏着很大的风险。

《注2》即使从人们希望更现代生活的愿望出发，如果仅以目前的市场价值计算，也会过低估计本地经济发展的真正优势，加上急于求成，社区就可能将将把握独特机会的权利过早地让渡。外资协助、推动还是取代本地生产能力？其利弊取决于许多因素。在这里，我们只是再次强调“社区价值”的存在，即：支撑西部相当多人民生计、安定社会，以及衔接未来发展的更佳可能。

综上所述，价值的多重性需要从多个视角去发现，使我们注意西部发展中多种利益和多种方式方法的合理性。

三，避免单一化

西部地区的发展是与它和东部中部地区的互动分不开的。有一种倾向认为：中国西部地区的相对不发达决定了它的问题基本上不是理论的探索而是东部经验的应用，即：东部地区的工业化市场化向这里的转移。这种思维方式无助于人们解决上面提到的问题。在我看来，上述问题不能仅仅被视为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痛苦与代价——历史上有多少国家的现代崛起不经历一系列“创造性的毁灭”呢？这些问题的意义也许还在于：在一个历史过程中，各方参与的方式不同很可能决定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对于西部地区资源资本化进程，我们不是在承认还是不承认它、或是在欢迎还是抵制之间选择，我们选择的是现实条件下实现它的更好的做法。这一选择影响的不仅是西部现代化的进度，而是西部地区现代化进程是否成功。

将西部地区发展等同于东部地区做法之“西移”的做法，与在我国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有相似之处：都是过分突出集中性的技术经济因素而比较忽视环境、历史、文化和社会因素。在这种理念下很容易将一个较为传统的社会或地区向工业化社会变迁过程“化约”成为一系列工程的布局或资本的扩展过程。体现在政策的价值观念上，就是只尊重经济价值，不承认其他价值的独立性。用市场价值衡量一切、调整一切、甚至借助行政力量“铲平”一切妨碍它的东西。支持这一简单化单一化的思路的假设是：只要“关键的变量”（如GDP）上去了，其他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既然大势如此，那么不平衡问题就不过是历史的插曲，多样性的诉求就不过是多余的爱好，而这统统是支流问题┉。当然有许多事实支持这一假设，然而说到底，这只不过是从一个层面，一个角度，一个时间段中得到的感觉。它只是运动在某一个坐标轴上的投影，而不是这个运动本身。真正的问题是：在许多情况下，这个假设并不成立。对此,西部地区尤其要注意。

首先，大规模资源开发是否必然地带动一个地区（或国家）全面现代化？这不是一个（投资的）量变到质变的“线性故事”。迄今为止，没有如愿挤进富国或发达地区行列，甚至落入资源优势陷阱的例子不少。对于西部地区，资源开发对社会进步的带动率比它带来的经济增长重要的多，因为西部地区贫困压力和人才外流，很容易用过高的机会成本去换取开发商的青睐。这个机会成本包括不断升值的自然资源中的收益权。还有一种潜在的机会成本也不能忽视：在贫困地区，过快过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容易造成经济结构单一，从而减少了本地人在更多样的行业和企业中学习和创业的机会（特别是配套行业太少时）。这是资源的繁荣之梦变成资源诅咒的重要原因。如果说难免有一些从原来使用的资源中“剥离”出来的人没有足够的新工作岗位或出走的能力，成为市场意义上“多余的人”，那么西部一些“富饶中的贫困”地区是否会成为他们的一个聚集之地呢。

其次，因为有东部发达地区的经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地区，中国西部地区政策的模仿性质相当大而探索性较小。而这种模仿（即“西移”）的理念一旦与现有政策实施系统结合，又会使政策变得愈加简单化单一化.我们有些政策的决策与执行过程比较封闭,有自我证明、自我加强的倾向。<注3>。<注3>原因是（1）为便于自上而下的贯彻，国家部门依赖于一套符合“可观性”与“可控性”的数量化指标体系; (2) 由于“主指标”的完成即是实施部门的政绩, 因而一般说它无论如何也要完成,也能完成；(3)由于利益固定在政策身上（如生态工程含国家无偿投入的资金）,政策的对象很容易反馈说好----国家白给的钱,不要白不要。

其最大问题是排斥了任何不同的角度的观察，往往只反映上层决策部门自己的视角或强者的视角而不觉。这往往加重了社会利益失衡和对发展多样性的破坏。

总之,单一化的现代化过程可能带来少数人的繁荣，这就不是真正成功的现代化。我们的西部大开发是实现共同富裕之路的战略,我们的投资者要警惕不要陷入“国内殖民主义”的套路。

四, 多视角的好处

首先，区域发展研究天生就是多视角的：它一个多种学科交叉的，而且越来越丰富、多元的学问。<注4> <注4>西方经济地理学在理论建构上的发展说明它的多视角性和变化性。半个多世纪以来，仅从其理论建构的基本范式之演变就可见一斑：从上世纪30-50年代到2000年以来，它们依次是：区域地理学、新古典经济学、行为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社会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复杂性理论、新竞争经济学、组织理论、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科学社会学、文化经济、制度与演化经济。引自苗长虹、魏也华“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的发展与论争”，地理 ，2008.2，第55页。

更重要的是：多视角的研究尊重不同价值的独立性,能反映更多的利益相关者的想法,有助于发展的平衡和制度创新的健康。任何利益群体都是社会有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同利益发生冲突是正常的。或许有些人认为那些“非新兴阶级”的意见是多余和“阻碍历史前进”的。这种颇为狭窄和势利的思想远离历史的智慧与进步的真谛。

十九世纪后期,美国工业的迅猛发展给农业社会及其主体——农场主(即美国的农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其生活方式与社会地位发生巨变, 越来越受到了垄断资本的控制,依附于铁路、银行、大公司、东部财团。早已有市场意识的农场主接受工业化的现实，但是反对它存在的形式——垄断与公司化,并为此进行了几十年的斗争——从组织合作机构到组建第三党（人民党等）直至参加竞选。.这些努力并没有赢得预期得结果，也没有改变美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大势。但是十九世纪农场主对工业化的反应在美国现代化道路上发生了深远的,有进步意义的影响。农场主对“垄断势力在其膨胀的过程中对农民利益的冷酷无情的侵占”和“基本的维持生计的方式被垄断”的反抗，他们与其他弱势群体（如劳工、黑人、妇女）一起对平等权利的呼吁，弘扬了自由与平等的价值观念并由于结合了国家干预原则，推动了这些观念进一步发展。人民党纲领中提出的要求后来被共和党与民主党所采纳，成为二十世纪初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与三十年代新政的重要内容，其中“工赈计划”成为新政的起源┉。有学者认为：美国适应工业社会需要的新秩序，即工业民主，正是在企业界、劳工、农场主等不同阶层与职业的人组成利益集团进行竞争来实现的。而这一新秩序本身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农场主对工业化的反应的产物《注5》。或许随着历史发展，人们对发生的一切会有更加全面与客观的认识。

《注5》李庆余、周桂银等：“美国现代化道路”，第137-14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最后，多视角的研究还有利于对多样性的尊重，这大大有助于社会的和谐与创造性。

我们生活在一个重大变化的时代。全球化的态势加速进行，全球环境危机悄然地，然而越来越沉重地逼进人类，它带来的含有不确定性的巨大的恐惧感令那些自满的思维方式及其狭隘视角中的定见（诸如对世界发展规律和前景的推理）显得苍白无力。人们对过去发达与成功之路开始了更认真的审视与反思┉。不用说，这只是开始。但是对于现在处于“落后地区”和“边缘地带”的人来说，如下的理念无疑是特别需要的：减少一些对“领先者”或他们的路径的迷信，观察大局变化，防止轻易地被锁定在人家正苦于难以摆脱（“路径依赖”）的发展模式和死路之上，寻找新道路┉。而这种创新意识的理念离不开对价值的多样性、发展的多样性、制度多样性、组织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的容纳与珍惜之态度。对一个有创造能力的地区、民族、或国家来说，多样性不仅意味着生动活泼与不乏味，还意味着社会的和谐与适应未来的生命力，因而也是一种基本的价值与权利。事实上，在西部地区的一些地方，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有开拓精神的人们一直在实践中寻找文化多样性与现代化巧妙结合的途径与形式。今天，有什么比西部的实践中、特别是少数民族社区中那些自觉地，创造性地将传统与现代化有机结合的尝试更令人充满期待、更需要支持和保护呢？

一个理想的状况是“和而不同”：西部地区资源被发掘出的价值不仅较多而且较为平衡——即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都得到充分保障，让所有的机会和可能性得到充分尝试。因为它们都有自己的合理性，也都有其局限性。今天，在以往西部发展经验基础上提出的西部大开发，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强调了“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正是协调不同价值关系的原则。对此，我们需要的是进一步探索而不是一次次地指定和下达某个“最有效的政策模式”——我们甚至不很清楚面对这些不断变化的复杂问题，世上有没有这种模式。但我们确知：简单与单一性的决策尽管可得一时一面之效，但最终难免被它引起的新问题抵消或打败。让西部大开发的过程深刻地容纳来自多方的参与，可能是保障成功的最靠得住的原则。

而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要从多角度研究开始。